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卿去何急恩施民族音乐人张汉卿先生去世周年祭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5:58:59 阅读: 来源:剪板机厂家

董祖斌

汉卿先生离去,不知不觉快一年了,每每忆起先生,脑中总会蹦出四个字:卿去何急。

先生大名张汉卿,与上世纪的风云人物少帅张学良之字相同,乍听有震聋之感。彼汉卿从政从军,而此汉卿专攻文化,生于乡野,长于僻静,但其处地之远而思维开,在民族音乐、民俗文化等方面颇有建树,曾接受过香港凤凰卫视的访问,曾担任过央视青歌赛湖北赛区的评委,在很多权威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文。在恩施这种山中小城,算个名人。汉卿先生的大名在其专业领域内覆盖广泛,国家、省内的一些专家与之交往甚厚,也对其赞誉有加,我等晚辈有仰视之感。

汉卿先生一生在很多地方停留过,曾在武汉、北京等地驻足,事业之始及退休之后,他还是选择回到家乡,但文化人以及文化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他“退而不休”,为了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事业,他仍不停奔走,直至骤然逝去。其时他虽年事已高,但其研究之深厚、创作之激情、成果之丰硕正处高峰,噩耗传来,令圈内人士扼腕长叹。

在恩施,汉卿先生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,无论是外观还是内涵。在人们的印象中,汉卿先生是这样一个老头:戴一顶顶上有瓜蒂的帽子(有时是一顶礼帽),常穿着印有汉字的艺术唐装,脚上是休闲皮鞋,天热时还会摇一把纸扇,胸前总挂着一部摄相机或照相机,个子不高,却很敦实,不留胡须,操一口有浓厚恩施“东乡”口音的普通话,虽是男人,胸口露出的肌肤白而嫩。

第一次接触汉卿先生是在恩施市文体局办公室,当时我参加了一次报告文学征文比赛,获了奖,是歌颂环卫工人的一篇文章,标题《早晨从子夜开始》。我去办公室领奖,赫然看见汉卿先生在那,头戴有大师与艺术家标志的长“瓜蒂”帽,经人介绍,他用普通话勉励我,又听说他是恩施红土人,我们算是老乡,当时正从北京回来。我迷惑不解,继而便产生一种需仰视的感觉,虽没交谈几句,但他那“出位”的打扮与普通话却印在了我的脑海里,这与平时心目中的艺术家和文化名流的印象有点吻合。按现在流行的说法,叫很有“范儿”。

及至我加入市作协、调入文化部门工作,与汉卿先生接触多了,合作、交流的机会也多了,逐渐熟识,后来就成了忘年之交。汉卿先生豪爽、豁达,文化、行政、表演艺术研究工作都从事过,尤其是在音乐艺术,他会演奏的乐器达30余种,民族民间器乐如丝竹一类尤其擅长,而吉他、电子琴、萨克斯等“洋玩艺儿”也较精通,更能对钹、锣等民间打击乐器熟练掌握,还可以作曲、电脑编曲、配器等,在音乐领域,他是个“通才”。平时,大家都美称他为“杂家”,因为他在民族音乐理论、民俗文化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中也卓有成就。故此,在涉及泛文化、民族民间文化及专业音乐文化的各类会议上,总能见到他的身影,也能听到他不同凡响的言论。

汉卿先生最让我佩服的是三件事:一是敢于说“东乡”普通话,这几乎是所有认识他的人讥讽、嘲弄他的一件事,由于地处方言区,而且在他读书的那个年代并未推广普通话,故先生的普通话有滑稽之嫌,是“彩色普通话”,而因为与外面人士打交道、交流以及在外的工作经历,使他一直说普通话,而且坚持不懈,虽屡遭“打击”而不弃,其精神之韧、其开放学习之心态让我动容,这非常人之所能及,亦非常人所能解,我以为这是一种“先行”,大有“先知先觉”的担当;其二是其身体强健让人佩服,平时先生走路一冲一冲的,像进行曲一样有节奏。更让人佩服的是,有一次作协在恩施市白果乡金龙坝开笔会,金龙坝地处星斗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脚下,与会者都想去爬星斗山。据当地村民介绍,星斗山道路崎岖,险峻陡峭,蛇蝎遍布,但原始森林美不胜收。碰巧决定去的当天下雨,又有村民告诫,雨天上山,山蚂蟥特别多,那种山蚂蟥吸附在树叶和草上,听到人行走的响动,会像弹弓一样弹射出来,吸在人身体上,如果硬拽会把它弄断,身子出来了头还在肉里,只到吃饱喝足了才圆圆地滑落下来。另外,雨天山洪爆发,很危险。很多人打了退堂鼓,就是平时气壮如牛的汉子也借故推却。当时我是“主战派”,而在寥寥的几个应者当中,就有汉卿先生!他坚持和我们一起徒步上山下山,一路拍了很多照片,还从鞋子里倒出三条吃得浑圆的山蚂蟥来。那天的雨下个不停,峰顶风大雾浓,每个人里外全湿透了,大家都没带换洗衣服,淋湿的衣服就被体温烘干了。年轻人倒没什么,汉卿先生居然也跟我们一样,让我钦佩不已。另一件事就是汉卿先生的电脑操作水平很高,在恩施大部分人不知电脑是何物时,他就自己购了一台,到人们玩游戏、上网成风的时候,他已经能熟练地利用电脑自己创作音乐、刻录光碟,而且技术高超、娴熟,让人自愧不如。

先生的离去很突然,他在昏迷中还说自己是在“找节奏”。他是在清晨去凤凰山森林公园晨练时不幸摔下悬崖,造成颅内出血而逝的。我去医院看望他时,他还在“咚咚呛”地念叨着节奏,此情景让我油然生出敬意,一个把音乐、尤其是民族音乐视同自己生命的人就这样离去了,是恩施音乐界的损失。我知道先生一生钻研音乐,更多是民族音乐,且颇有建树,也常见他谈及地方音乐投入不足、人才匮乏等时义愤填膺、愁苦不堪的样子,有的人会说那是文化人的傲气,我却深知这是一种深达内心的伤感与忧虑,也是有文化良知的人本能的道义与担当。

先生曾组织了我州最早的民族文化、音乐研讨会,创作收集整理的很多歌曲都广为传唱,很多政府、社会的文化活动都请先生参加,令晚年的先生聊生慰藉之情。先生在一些大的文化、音乐活动中贡献了力量,还通过努力把省音协民族音乐委员会的牌子挂到了恩施,可谓功莫大焉!其实先生虽然年事已高,但身体硬朗,思维活跃,在创作上正是高峰时期,他也后悔前些年因不满体制、个人观点等原因懈怠了创作,决心迎头补上。我也常提请先生趁有生之年多做贡献,要是没有如此不幸,按先生之体质精神,真不知要活到多少岁,我常开玩笑说希望他是“老不死”的,在他的呵呵笑声中能感到他亦渴望多活些年月,多出些作品。近些年,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,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、大发展的政策出台,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的重视,那么多的文化任务、那么多的文化机遇正好让先生这样有经验、有成果、有热情的音乐文化人大显身手,而先生却骤然逝去。卿去何急?

我本是个唯物主义者,是不太相信先兆之说的,而恩施文化界的几件事却让人觉得冥冥中有一种预示。记得诗人陈航突然逝去时正在创作长诗《雪在烧》,有“看见经幡落下,飘在我的落满白雪的墓碑前”一类的句子,后来有人说这是诗人预感到自己将要离去。汉卿先生也一样,在离去之前,正在写一篇研究撒尔嗬的文章,引经据典,很是严谨,标题就叫《尸说》,其家中的电脑上赫然就存一个字:尸!朋友和他家人在整理遗物时,无不喟叹和惋惜,认为这似乎就是一种暗示。

先生离去后,我所在的市文体局、市文联为其办理丧事,我是治丧委员会主任,很多文化界的人闻讯前来吊唁,有白发的老者,也有黑发的年轻人,先生如果泉下有知,定会感到欣慰的。其子女告诉我,先生在世时,常与他(她)们说及我,对我有肯定及希望之意,先生平时才高,对社会总有讥讽之言,对我有肯定之语,倒让我欣慰不少。

不觉间,又是一年了,那个匆匆的背影,那一口“东乡”普通话再也听不见了,在来来往往的奔忙中,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。栖身的城市依旧忙碌着,生活依然平淡,庆幸的是有些音符遗留了下来,让我们能栖息精神,遗憾的是,还有很多更动听的旋律再也听不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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