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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英宗赵曙简介与濮议论战之谜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0:13:00 阅读: 来源:剪板机厂家

帝王档案 赵曙:1064年-1067年在位,太宗曾孙,仁宗堂侄,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,仁宗养子,性格固执。在位4年,由于 身体羸弱,无力执政,两宫矛盾重重,但执著孝道,君臣不和,政治守旧,积弊难除,患得患失,壮志付诸流水。病死,终年36岁,死后葬于永厚陵(今河南巩县 西南)。谥号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,庙号英宗。

“濮议”论战之谜

英宗同他名义上的父亲仁宗一样,也是一位很想有所作为的帝王,但他近乎偏执地恪守孝道,使得他即位之初便与曹太后矛盾重重。亲政不久,更是演出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追赠生父名分的闹剧。

英宗亲政仅半个月,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。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,英宗批示,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,也就是待 到满24个月再说,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。治平二年(1065年)四月九日,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,于是,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 常礼院,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。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,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“濮议”。

以王为首的两制认为,濮王于仁宗 为兄,英宗应称其为皇伯,而以韩琦、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,英宗应称其为皇考,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。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,大臣中 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,谁知情况恰恰相反,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,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。一时间,议论纷纷。就在这时,太后闻讯,亲自起草了诏书, 严厉指责韩琦等人,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。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,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,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。

这样,经过 长时间的争论,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,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,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,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,釜底抽薪,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。 治平三年,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,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,英宗特意将其召来商议,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,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,交给了皇上一份。 到中午时分,太后派了一名宦官,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,韩琦、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,相视而笑。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,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。 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,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,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,确实令人费解。于是,便有了诸多传言。有人说,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 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,次日,太后酒醒,方知诏书内容,但后悔已经晚了。另一传说则称,太后手诏的出台,是大臣韩琦、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 了太后。但无论如何,白纸黑字,太后是不能抵赖的。

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情愿,却正合英宗的心意,英宗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。同时 又将宰执们召来,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,以稳定时局。韩琦对英宗只说了一句“臣等是奸是邪,陛下自然知道”,便垂手不言。欧阳修更是非常明确地对英宗道 出了自己的观点:御史既然认为其与臣等难以并立,陛下若认为臣等有罪,即当留御史;若以为臣等无罪,则取圣旨。“英宗犹豫再三,最后还是同意了欧阳修等人 的意见,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。英宗明白这三个人无过受罚,心中也很过意不去,特地对左右人道:“不宜责之太重。”同时宣布,濮安懿王称亲,以茔为 园,即园立庙。英宗的这项决定,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,包括在内的台谏官员全部自请同贬,甚至英宗在濮邸时的幕僚王猎、蔡抗均反对称亲之举,这是英 宗万万没想到的。在严厉处分吕诲等人的同时,英宗又不得不拉拢反对派主要人物王,许以执政职位,可以说是软硬兼施。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,英宗绞尽脑汁, 用了各种手段,耗费了18个月的光阴,才最终达到目标,英宗笃孝的品行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。其实,“濮议”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。司马光等臣僚坚持 濮王只能称皇伯,是希望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,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。而韩琦、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,深知仁宗已死,太后已无 能为力,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,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。

英宗虽然多病,行事甚至有些荒唐,但刚即位时,还是表现出了一个 有为之君的风范。仁宗暴亡,医官应当负有责任,主要的两名医官便被英宗逐出皇宫,送边远州县编管。其他一些医官,唯恐也遭贬谪,便在英宗面前求情,说: “先皇起初吃这两人开的药还是很有效的,不幸去世,乃是天命,非医官所能及。”英宗正色道:“我听说这两个人都是由两府推荐的?”左右道:“正是。”英宗 便道:“如这样,我就不管了,都交给两府去裁决吧。”众医官一听,都吓得魂飞魄散,暗暗惊叹新皇帝的精明与果断。显然,英宗行事很有些雷厉风行的风格,与 滥施仁政的仁宗有着很大的不同。不仅如此,英宗也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。当时,辅臣奏事,英宗每每详细询问事情始末,方才裁决,处理政务非常认真。

更重要的是,英宗继续任用仁宗时的改革派重臣韩琦、欧阳修、富弼等人,面对积弱积贫的国势,力图进行一些改革。一次,英宗问欧阳修,近日屡有天灾,言事 者多称是因为朝廷不能进贤任能,不知这是为何。欧阳修回答,近年进贤之路的确太窄,他自己也常常与韩琦讨论此事。可见欧阳修是有备而来,乘机进行劝谏。欧 阳修认为,自英宗亲政以来,自己和韩琦、富弼有感皇恩,精心挑选内外官员,而皇上也用人不疑,这是过去所不能比的,但所选之人多为擅长于钱粮刑名的强干之 才,并非文学之士。欧阳修的这番话,先对英宗的知人善任大加褒赞,转而指出了以前所选人才过于单一的问题。英宗听罢深有所悟,决定广泛招揽人才。他对以前 旧的选任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,甚至走得比当时劝说英宗的欧阳修等人还要远,还要快。从中可见英宗、奋发有为的迫切心情。

另 外,英宗还非常重视书籍的编写和整理。治平元年(1064年),司马光写成了一部《历年图》进呈给英宗,英宗对此大加赞赏。治平三年(1066年),司马 光依据《史记》,参以他书写成《通志》八卷,大约即是后来的《资治通鉴》的前八卷。英宗对此予以充分肯定,鼓励司马光继续将《资治通鉴》手稿写下去,等书 成之后再颁赐新书名。他还同意司马光自己选聘助手并组织编写历代君臣事迹书局的请求,批示将书局设在崇文院内,特许其借调龙图阁、天章阁、昭文馆、史馆、 集贤院、秘阁的书籍。不仅如此,英宗还批准提供皇帝专用的笔墨、缯帛,划拨专款,供给书局人员水果、糕点,并调宦官进行服务。英宗的批示,极大地改善了司 马光编修史书的条件,使编写《资治通鉴》的宏伟事业自一开始就有了坚实的后盾。应该说,史学巨著《资治通鉴》的最后编成也有英宗的一份功劳。

英宗虽然有一定的政治才能,却因病英年早逝,享年36岁,空有一番抱负无从施展。不过,等到那场争议得以平息,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终点,于是,振作国势改革大业的挑战和机会只好留给他的儿子宋神宗去完成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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